追溯苏州江南船拳的产生，确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就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原因而言，它主要包括了以下三点：

      背景之一：水乡人民的长期舟船生活。众所周知，操舟泅水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技能，在渔猎时代也是人类的一种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技能，所以，人类很早就掌握了这种技能，这在《诗经》中已有反映：“就其深兮，方之舟之。就其浅兮，泳之游之”。 从地理环境来讲，苏州河道 ，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它必然给这里的水上活动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所以苏州百姓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操舟泅水的体育活动。居民习于以船为车，以揖为马。因而“不能一日而废舟揖之用”。故《苏州府志》载：“吴人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喜操舟，又能泅水”。

      在古代，苏州百姓不仅是善于操舟行船，而且据说还有一边操舟行船，一边引亢高歌的习俗。在《苏州府志》风俗篇，有这样一段记载：“吴下耕作或舟行之劳，多作讴歌以自遣，名唱山歌”。《吴歌》里就有这样一首行船时的对歌：“啥个船白来啥个船黑？啥个船背浪掮枪戈？啥个船咀上带须须？啥个船出窠乘风凉”？“石灰船白来煤炭船黑，枪船背浪掮枪戈，划龙船咀上带须须，漂洋船出窠乘风凉”。

      关于苏州百姓的操舟活动，甚至在一些宗教民俗活动中也有表现。例如在常熟地区就曾流传过四月二日的划神船活动。“每年四月二日，以巨舰载神船以出，翼以龙舟，前列小船数十，船首各一人，持兵仗而舞，神船随其后，行必倒，象当日战斗。是日，士女云集，游舫鳞次，而远望白旗飘飘，则知倒划船来，争相引避”。 这种划神船活动，亦与古代军事活动有关，据说起源于张士诚兵败常熟之事，目的是为了消除鬼灾。

      江南水乡，河湖交错、水网纵横，舟船既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产工具，同时也是出行交往的重要交通工具，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长期的舟船生活中，知识的日积月累是后来苏州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背景之二：苏州的社会文化。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苏州江南船拳的产生应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古代苏州有着良好的习武传统。例如，春秋时吴国的“鱼肠剑”故事，和荆轲刺秦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其中的主人公专诸就是太湖边的一个渔夫，是他的侠义成就了吴王阖闾的春秋霸业。“鱼肠剑”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吴王僚专横无道，举国臣民都非常痛恨他。他的堂兄公子光（即吴王阖闾）便有意除掉吴王僚而自立为王。这时伍子胥便将剑术家专诸推荐给公子光。专诸曾在太湖去向名厨专门求教制作鱼灸技术，学成后公子光决定宴请王僚，并命令专诸想办法在宴会上将宝剑藏在鱼灸腹中敬献，以伺机刺杀王僚。为了能在鱼腹中藏好宝剑而又不能露出破绽，专诸确实动了一番脑筋。他先将鱼背上的肉剞出花纹入油锅一炸，鱼肉便松涨竖立起来，再用佐料一灸，浇上辅料，鱼的外形就模糊不清了，端上桌来，很难看出其中暗藏的短剑。当专诸将腹藏宝剑鱼灸进献于王僚面前时，乘间抽剑，“以刺王僚，贯甲达背”，行刺获得成功。与专诸齐名的还有一个太湖渔夫要离。要离也有很高的剑术，便帮助阖闾追杀吴王僚的儿子庆忌，而获得成功。从专诸和要离的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是古代苏州人民的习武传统。

      第二，古代的水军活动也是影响苏州江南船拳产生的因素之一。历史记载表明，早在先秦时期的苏州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水军训练活动。所以现代有人研究认为中国最早的海军是在苏州。即从苏州浏家港出发到1433年结束的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而这一壮举无疑与苏州最早出现水军活动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舟船文化关系。例如《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中曾有记载说：“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 可见当时兵家对于水军训练及作战的看重。此外《越绝书》上曾有一段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王问：你是怎样准备船战的？胥答：“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令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建仓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 又说：船分三翼，“大翼一艘长十丈，中翼一艘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长九丈” 。这一段话虽然写的是伍子胥如何论“船军之教”，属于古代水军训练的内容，但仅从操舟驾船的技能来说，它确实反映了当时苏州人操舟技巧已是相当高超了。民国《吴县志》载:“吴县西南渔洋山麓有教场，相传伍子胃教练水军所筑，此外即太湖或泊船处也。”所以古代水军训练活动也应是影响苏州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因素。

      背景之三：苏州的社会经济条件。 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古代苏州，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吴王阖闾执政后，为了达到“安君治民”“兴王成霸”的目的，顺应吴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接受伍子胥“立城郭，设守备，实仓虞，治兵库”的建议，“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围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使苏州古城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采取了城内有城，城外有郭的三重建制，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苏州城中不仅设有商业区，而且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如《吴地记》曰:“匠门，又名干将门……阖闾使干将于此铸剑”;“酒醋城，《吴地记》在胥门西南三里”。此外，城郭中还有仓库以贮粮，“胥门南三里，吴王储粮处”。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吴王阖闾，春申、王滨三人招致天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可见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苏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民保命而不适，岁时熟而不凶，吾官公而不私，上下调而无忧，天下服而无御，四境静而无虞”; “禾稼登熟，兵革利坚”。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使苏州江南船拳的产生有了足够的物质基础。我们可以从《吴县志》中看到当时的造船工艺：范悉移家，其船长八丈四尺梁宽一丈五尺，落舱深丈许，中立三大桅，五丈者一，四丈五尺者二，提头一桅三丈许，梢桅二皆二丈许，以四船相连为一带，而以梢桅分左右为雌雄。造船业的发达，当然是苏州江南船拳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